不想過年
  不想過年
  春節正在向13億中國人走來,34億人次正在向春節涌去。
  什麼都無法阻擋我們回家、回鄉的步伐,除了——我們恐歸的內心。
  在功利的時代,中國人對生活的焦慮在過年時分集中爆發——不成功怎麼衣錦還鄉?怕催婚,怕被問工資,怕送禮……“過年9怕”在網絡引爆了關於過年的集體恐慌。
  當春節的團圓意義淡化,家庭成員價值觀衝突,越來越多的“恐歸族”想說:恐歸,並非不想過年,“不歸”也許是另一種過年方式,節日生活最重要的是快樂。
  一過年,好青年就變成了問題青年。小眾的“恐歸”族,在我們的專題里成為主角,他們有他們的無可奈何、理直氣壯和情有可原。我們盤點了中國人對18種中西節日的好惡,總結了不能過年的10種職業,採訪了7類不同滋味的過年體驗,調查了國人印象最深刻的各種過年經歷。
  讓我們彼此包容、理解,回歸節日的本來意義,祝大家春節——快樂!
  “恐歸族”的價值宣言
  馬上逃離!
  文/金雯
  春節是農耕文化的產物,在消費社會被“物化”,淡薄的年味之外,親情的功利讓人失望,連團圓的意義都在淡化。辛苦一年之後,“恐歸族”的心聲是:不想過年。
  30年前那些逗樂我們的相聲段子已經不再好笑;除了在微博上被吐槽,春節聯歡晚會已經乏善可陳;大魚大肉、糖果零食都不太符合現在的健康標準;大掃除是沒必要的,日常清潔已經讓家裡足夠乾凈……過年可以做的那些事情都在逐漸失去意義。
  過年必須做的那些事又令人煩惱。2013年春運人數超過34億人次,每年幾十億人口的大騰挪成為一個基本無解的社會問題。年貨送來送去,領導、朋友、長輩,打點各方關係,聯絡多方感情,過年比上班還累。年前的突擊加班常常讓人對假期產生幻滅感:焦頭爛額地忙完所有的工作,難道就為了過年那幾天吃得腦滿腸肥,對著電視發獃嗎?
  我們感慨年味淡薄,其實是人情淡了。但人類社會就是在由熟人社會向契約社會前進。我們有了更多的自我,不再依靠單一的價值標準來要求自己、評判別人,我們對於幸福的定義不再趨同。在不想過年的呼聲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理由是:為什麼要按照別人的意願來過年,我們只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舒心假期。
  過年的那點“鄉愁”也不過是腦補後的結果。
  春節起源於殷商時期的祭神、祭祖。西周之後,過年加入了農業慶祝的活動。到漢朝形成了新春的禮儀。過年是綿延整個中華文明的傳統。1928年,國民政府曾經試圖廢除春節,折騰了幾年後自動放棄。“文革”期間的“革命化春節”也響應寥寥。民間對於風俗習慣,特別是對好吃好喝的節日的眷戀是強大的,過年,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一直很難被撼動。但是,從20世紀初開始,個體便已經開始精神上逃離這種傳統。
  魯迅在《祝福》描摹了過年的場景,宣告了自己的逃離,《祝福》中的“我”是這樣一個人:一個讀了點書、見了外面世界的小知識分子,他不再依靠慣性來生存,開始冷靜審視這個“過年”的舊世界,併在其中看到殘酷。
  《祝福》中魯鎮舊曆年底在天空中都能顯出即將過年的氣象,所有人都在忙著年終大典“祝福”,殺雞宰鵝,買豬肉。但洗涮是女人們的事情,儀式是四叔這樣的家長的事情。“我”這個無關的閑人,回到故鄉魯鎮,卻急著想要離開。那是一個充滿了“寒暄”的世界,總是話不投機,有些你憐憫的可憐人,而你幫不了他們;有些勢利心狠的人,你厭惡又不免有些交道。若干年後回顧起來,故鄉已經很遠了,過年便只是記憶中灰白色的天空,遠近的鞭炮聲和瀰漫於空氣中幽微的火藥味。
  我們會在某一瞬間懷念四世同堂的時代,全家歡天喜地過春節。但在理智層面,我們都明白,那不過是一個幻覺而已。家庭人口越多,關係就越複雜,大家庭內部從不缺勾心鬥角,也像一個小江湖。一些據說飽嘗了都市孤獨症的人懷念記憶中的春節:現在想來跟兄弟搶一塊糖都是開心的。他們已全然忘記當初沒有吃到那塊糖的憤懣與屈辱。在一些充滿鄉愁的腦海中,過去總是蒙著一塊玫瑰色的面紗——那其實是腦補的結果。
  現實沒有給鄉愁留下空間,城市化推平了記憶中的故鄉,在“千城一面”之間,我們的家鄉都是趨同的,幾年之間迅速崛起的市鎮只跟地產、政績相關,與出生或生活於此的人沒有多少關係,為了活得好一點,他們甚至都不能留在自己家鄉。
  對於世界工廠流水線上的90後來說,公益短片中那些千里走單騎,冒著風雪騎摩托回家的情感是陌生的,那是他們父輩的過年經驗。對他們來說,過年開心的不一定是回鄉,而是拿了工資去買一個新款智能手機。QQ上認識的好友比兒時的玩伴親密得多。故鄉是醜陋的,他們對於中國鄉村的凋敝體會至深,那是留守兒童時期的切身經歷,在父輩打工賺來的二層小樓中,只有未粉刷的牆壁、祖父母力不從心的照料。
  過年是代際矛盾的爆發期,兩代人都深深地被那個無法實現的“成功”所折磨。
  雖然這個國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與世界的同步,年輕的一代能夠與全世界同齡人同步在蘋果店排隊搶購最新一代的iPhone了。但是上一代人還在另外一個時空:依然相信電視上所說的一切;對他們來說,網絡最大作用就是偷菜以及可以連續看完三十多集的“婆媳大戰”連續劇;他們或許是廣場舞大媽中的一員,或許是買金大媽中的一個。他們早早就已經放棄自己,而把全部的希望放在兒女身上:只要兒女好,他們便一切都好。在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他們也迅速放棄了自己的話語權:我搞不懂了。家長權威開始喪失,長輩對於家庭的凝聚力也越來越弱了。
  對很多中國家長,特別是中國父親來說,親子溝通是一件困難而麻煩的事情。養育孩子的那幾年恰好是事業上升的關鍵階段,與同事在一起的時間超過陪孩子的時間,孩子的叛逆期又恰逢中年危機,出軌鬧離婚各種焦頭爛額。在2012 年,中國的離婚率增幅就已經超過了結婚率增幅,連續8年攀升。
  向孩子解釋成年世界的各種困境實在太困難了,也太耗費時間了。情感上的虧欠很容易用禮物的方式來彌補。一個芭比娃娃、一套樂高玩具、一個包、一輛車、一套房……親子關係變成了禮物模式。但是,養育一個孩子並不是馴養一個小動物,給它糧食,它就會向你搖尾巴。情感互動是一種經年累月練習的結果,不是你某天突然想修複時,就可以讓對方按照指令回到原位。情感上的空洞會一直橫亘在彼此之間,過年也無法讓大家在一起假扮親熱。
  年輕的一代多數是精緻的利己主義分子,從小便享有家中最好的一切。花著父母的辛苦錢念完了大學,第一份工作的工資還不足以支付房租,在一個“拼爹”時代,當他們工作受挫時,還不時會暗暗抱怨:為什麼自己不是富二代、官二代。
  父母與孩子照例是最親密的親人,卻有著最無法溝通的價值觀,他們都被這個時代的功利主義牽動著,無法自省,也無法以恰當的方式愛人。父母依然還在付出,但是付出得越多,希望在兒女身上得到的回報就越多——不是希望兒女返還自己什麼,只是希望在兒女身上兌現自己無法取得的現世成功。但是身為兒女,卻並不是個個都能出人頭地,那些厭惡過年的大多數無法面對自己現世奮鬥的“失敗”,敗於過年聚會的各種“曬”:曬年終獎、曬過節福利、曬年會上的抽獎……三十而立沒能立起來,四十不惑依然困惑,難以擔當那些人生的責任;他們沒能成為一個好的榜樣,提供一個世俗層面的成功樣本。
  過年是農村包圍城市,品味、學識、腔調……都市優越感在過年期間全面淪陷。
  人是依靠優越感存活的動物。在北上廣深,你可以看伍迪·艾倫的電影、用海淘購買一千美元的鞋子,然後假裝生活在紐約。單身無孩,月月月光,除了生病時偶爾會覺得有點寂寞,總體依然覺得自己人生很牛,覺得自己是超越了瑣碎生活的那群幸運兒。因為你就是在瑣碎中長大的,上有老下有小,空間局促,沒有隱私;從物質匱乏時期過來的父母,小心地計算著每月的開支,為節省了10塊錢而雀躍不已。熟人社會有各種人情世故,斤斤計較,你是如此厭惡,大學畢業後便義無反顧地逃往大城市,以為遠離了是非與瑣碎。
  但是年齡漸長,你會發現,自己還是難以逃脫被那些在你看來井底之蛙的眼界評判。春節其實是一個“成功人士表彰大會”,中國式幸福是如此單一而殘酷,就是有票子有房子有車子有兒子。那些沒有比較優勢的人訕訕退回到親情環節,長輩發了壓歲錢,晚輩送完腦白金,大家開始看春晚包餃子。晚會歌手在唱“常回家看看”。你在心裡卻暗暗下決心:明年混不出個樣子來就不回家過年了。所以,每年春節都會有那麼幾個缺席者,他們是家人口中隱晦的存在,“沒回沒回”,最後一聲低得幾乎聽不到。
  在家鄉不要試圖去推銷那套雅痞的觀念,喝什麼紅酒、穿什麼質地的套頭衫。在強大的現實主義邏輯之中,你就是一個不會過日子的廢柴。由品味構成的大城市優越感可以瞬間被洞穿:言必稱紐約,卻一次沒有去過紐約,其實只夠錢去次泰國;每個月仍在還15萬的奔馳smart車貸;過完年,房東就要漲房租,心裡一直在掙扎要不要搬離電梯公寓;年終獎很少,過年這一次回家就全花光了;信用卡已經有了三筆分期,難道還要繼續第四筆分期付款嗎?
  在家鄉濕冷的冬天,凹造型穿著單薄的羊絨大衣凍得瑟瑟發抖,然後,那個微胖的媽遞給你一件羽絨服,你掙扎了一下還是穿上了。你會發現,跑了很久,以為自己已經遠離了你所否定和逃離的一切現實,但是,回家過年,一切都被打回原形。只是溫暖和安全感是很受用的,雖然它們總是與現實的無聊、瑣碎一起出現。
  “不歸”是另一種過年方式

  重要的是快樂,不是過年
  文/譚山山 
  圖—阿燦/新周刊
  儘管不時出現“回家過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陋習”(羅永浩語)這樣的激烈反對聲音,年還是要過的。而社會在變,生活在變,人也在變,相應的,過年的方式也在變。
  在寫於1935年的《記元旦》一文中,林語堂描述了自己從拒絕舊曆新年到敗給傳統習俗的心路歷程。他先是堅決地表示,“我的科學意識叫我不照舊曆過新年,而我也答應我不會”,然而,從僕人送來一碗臘八粥開始,他已經感覺到舊曆新年的到來。而讓他一發不可收地勾起對舊曆新年美好記憶的,是一盆從福建老家送來的水仙花。
  “我不覺回憶到我的童年。當我接觸到水仙的香味,我的思想便回到那紅對聯,年夜飯,爆竹,紅燭,福建蜜橘,早晨的道賀和我那件一年只許穿一次的黑緞大褂。”水仙花的香味讓他想起家鄉的蘿蔔糕,他特意去北四川路買了“二斤半一籃年糕”回家。吃著油煎年糕,水仙花的馥郁香味充滿著屋子,最後,鄰居的爆竹聲讓他從頭腦和心志的心理衝突中驚醒過來——“它們是有一種歐洲人所不能體會的撼動中國人心的力量”。
  他叫來自己的孩子:“阿經,拿去給我買些高升鞭炮,撿最響最大的。記住,越大越好,越響越好。”“於是我便在爆竹的‘蓬—拍’聲中坐下吃年夜飯了。而我卻好像不自覺的感到非常的愉快。”
  禁令歸禁令,老百姓還是按老規矩過自己的年。
  林語堂拒絕過舊曆新年,是有前因的。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宣佈改用公曆,並將這一天定為民國元年元旦;到了1914年1月,北京政府內務部提請“定陰曆元旦為春節”。至此,原指陰曆歲首的“元旦”和“新年”,被用來指公曆1月1日,而陰曆歲首改稱“春節”——我們過春節,其實也只有100年曆史。
  在推行新曆、廢除舊曆上,南京國民政府一度很激進。1925年1月1日起實施的《實行陽曆新年的辦法》規定,陰曆新年之拜年慶祝等,均移在新年舉行。1930年,國民政府重申:“移置廢歷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種禮儀點綴娛樂等於國曆新年:(一)凡各地人民應將廢歷新年放假日數及廢歷新年前後所沿用之各種禮儀娛樂點綴,如賀年、團拜、祀祖、春宴、觀燈、扎彩、貼春聯等一律移置國曆新年前後舉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執著於舊曆新年,被視為“不曰頑固,即曰反對民國”。林語堂這樣自稱“新派”的知識分子,當然要表示自己不過舊曆新年的決心。然而,禁令歸禁令,老百姓還是按老規矩過自己的年。“大都市的民眾在‘國曆’一月一日雖然要虛應故事,在大門上貼一副變像(相)標語的春聯,而大門以內卻若無其事,照常生活。一到‘農曆’的臘月,小康之家從二十三日送竈起便忙碌起來,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後,才在筋疲力盡的情形下,結束了過年的變態生活。”記者伊弁在刊於《世紀評論》第一卷第六期的《過年》一文中這樣寫道。
  1934年年初,國民政府停止強制廢除陰曆,不得不承認“對於舊曆年關,除公務機關,民間習俗不宜過於干涉”。林語堂的《記元旦》寫的就是禁令取消之後的第一個舊曆年。巧合的是,一向表示不過年的魯迅也在此時表示:“十多年前,我看見人家過舊曆年,是反對的,現在卻心平氣和,覺得倒還熱鬧,還買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你過你的年,他過他的年,不想過年也完全沒問題。
  儘管對待過年的心態各異,儘管不時出現“回家過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陋習”(羅永浩語)這樣的激烈反對聲音,年還是要過的。而社會在變,生活在變,人也在變,相應的,過年的方式也在變。
  近年來,不想或者不敢回家過年的人是越來越多了。想開了,乾脆不回家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想回而不敢回的,也就是所謂“恐歸族”。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2011年春節前做的一個調查顯示,41.1%的人認為自己是“恐歸族”,而過年不想回家的原因,69.4%的人選了“不能衣錦還鄉,面子上過不去”。
  “恐歸”的糾結在於,在理智上,知道春節很重要,父老鄉親盼著自己回去團聚;但情感上,實在不能接受回家後需要面對的一切:被問收入、被問有男/女友沒、被問什麼時候要小孩……反向思考一下,如果傳統的“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改成“不回家,照樣過年”,是不是就可以不再糾結回不回家呢?
  曾有人撰文提出:“恐歸族”的誕生,“或者可以催生春節文化的新因子,如果合理引導,會更加豐富春節文化的內涵,使古老的春節煥發出新的活力”。既然“恐歸”,那麼,“不歸”是不是可以成為一種新的過年方式?比如,帶上父母出門旅游,一家人在路上,快快樂樂把年過了。或者把父母教育成姚志德、紀經書夫婦那樣退休後環球旅行的生活家,他們玩他們的,你們玩你們的。
  過年快不快樂,重要的還是心態。像魯迅那樣,一向不過舊曆年,但在有了一定閱歷,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後,他心平氣和地接受了這個節日:“今年卻亦藉口新年,烹酒煮肉,且買花炮,夜則放之,蓋終年被迫被困,苦得夠了,人亦何苦不暫時吃一通乎。”而且,你過你的年,他過他的年,以前不想過年現在忽然想過,沒有問題;完全不想過年,也沒有問題。就像梁實秋的父親,在20世紀初期說出的話:“我願在哪一天過年就在哪一天過年,何必跟著大家起哄?”
(編輯: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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